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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银河官网:小姐鱼:萌芽经典 请问你叫什么名

  徐振辅新作《最后一匹人头马》同见于四月号,让我们趁此机会重温下他此前的作品。

  我的名字叫做徐振辅,来自潮湿热带的南方岛屿,现在就读大学三年级。每当告诉别人我的大学科系时,他们总要把眼睛睁得比平常大一点八倍,并思考零点三秒之后,硬是把喉咙里那句:“好奇怪喔!”说成:“好特别喔!”

  我读的是昆虫学系,确实是比较奇怪也比较少见的科系(是呀,是呀,我点头和他们说)。而在昆虫学博大精深的领域里,我从事的是象甲分类学研究。先说象甲,它是一种长了一根象鼻子的甲虫(当然也有鼻子较短的种类),这个构造的翻译名字不只一种,而我喜欢称它为吻(Rostrum)。说象甲是一种甲虫可能不太准确,事实上,全世界象甲科(Curculionidae)已知的种类超过五万五千种,若把它们所有名字都写出来,字数差不多就等于一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每个名字都代表一个种类,象甲有多少种,吻就有多少种。玛格莉特•莒哈丝未发表的诗作《大海》的第一句不就是:哦大海,那么多吻,吻在我们可怜的目光上。

  确实相当可怜,毕竟分类学是一门寻找名字的科学,要知道一个名字所代表的种类长什么样子可不容易。你若发现一只不知名的昆虫,可以查昆虫图鉴,但昆虫图鉴是分类学者写的,分类学者要知道一个物种,可能得从一两百年前的文献里,去一一探索每个名字的历史。那些文献若是英文也就罢了,要是以德文、法文、拉丁文或俄罗斯文发表,便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去翻译,或者你就得是熟谙德文、法文、拉丁文或俄罗斯文的人。

  原始发表文献会以文字或绘图描述物种的长相,同时必须选择一个标本作为正模式标本(Holotype),收藏在发表者指定的博物馆(或其他典藏机构)中。很多时候光看文字描述容易混淆,因此唯有正模式标本才能真正代表这个物种,唯有和这个标本一样的物种才能叫做这个名字。而全世界,就只有一枚正模式标本。

  生物的种名是由一个属名和一个种小名所组成。当你发现一种生物,确定是新种,就可以赋予它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并且描述,指定模式标本,在期刊上发表。物种从来都不是新的,只有被描述和没有被描述的差别。然而名字是新的,一个物种被发表,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新的名字。譬如1963年由Endrödi发表的一种金龟子Cyclocephala freudi,名字就是用来纪念著作《梦的解析》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居住的岛屿有北回归线贯穿,因此雪对我来说是很稀奇的东西。如果你阅读过川端康城的《雪国》,就不会忘记川端开篇这么写:

  住在高海拔或北方的人(考虑到南半球,或许该说高纬度更精准),恐怕很难理解,雪对我而言是如何充满了一种魔幻的魅力。当我从北海道新千岁空港下飞机,搭乘JR新干线,摇摇晃晃地前往札幌时,窗外成片的温带落叶森林,老叶落尽,仅存枝干屹立,而银白的雪就镶嵌其中。那是一种非常秋季,近乎冬季的风景。虽然这么说,但台湾即便在冬季也不会有这种景象,而北海道此时却已经四月了。

  走出札幌车站,一位五十来岁、头发半白、带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满面笑容地走来。我和友人迎上前,接住他厚实热情的手掌。

  “You are 萧桑, right?And you are……徐桑?”Ohara讲话的样子相当逗趣,笑的时候会咬着牙齿,从喉咙深处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Ohara,大原昌宏老师,阎魔虫分类学者,也是北海道大学博物馆副馆长,他会接待我们未来十天的生活。我们将检查和研究北海道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甲虫标本。我是做象甲的,而朋友研究的是花萤。

  近百年来,台湾的象甲分类学主要是日本人在研究,因为缺乏全面系统性的整理,几百个未被描述的新种是一定有的。在这之前,得先认识现有的种类,为此,最好检查过每个种类的正模式标本。日本学者所发表的台湾象甲,模式标本主要收藏在北海道大学和九州大学这两个地方。而收藏在北海道大学的种类,几乎都是Kôno(河野广道博士)的研究。Kôno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概发表了百余种象甲,将他所有收藏看完,或许我才算是真正认识那些名字。

  大原老师先带我们到预定旅馆放置行李,接着散步进入北海道大学,一路寒暄。沿途风景是强烈的冷色调,灰蓝灰蓝的,光用眼睛看就觉得非常寒冷。积雪被堆在校园的草地上,等待融化。如果望向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雪山连绵。广大的校园里四处都是乌鸦,就和日本电影一样,会在枝头上发出“啊!啊!”的叫声。

  北海道大学博物馆是历史超过一百三十年的古老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万件各式标本。一旦站在那幢巨大建筑面前,就会被一种历史的惊人重量压得连呼吸都显得小心翼翼。Museum一词的字根源于古希腊艺术之神──缪斯(Muses),是用来收藏与展示各式珍品的场所。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强至世界各地进行探索,采集稀奇的动植物,送回帝国收藏,其目的当然也包含取得热带亚洲的香料等生物资源。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当时的生物分类学蓬勃发展,毕竟要知道谁的什么事情之前,你总要先知道他的名字。

  于是博物馆除了展示功能之外,也包含了重要的研究功能。现代稍有规模的博物馆,应该都包含了具有教育意义,提供民众展览的前台,以及不对外公开,供学者研究的后台。

  大原老师带我们到博物馆门口,和老警卫说了一长串听不懂的日语,然后用不卷舌的日式英文和我们说:“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你们之后要进去的话,就敲敲警卫室的玻璃,他会帮你们开门。”

  走进博物馆,迎面是一面巨大的花窗玻璃,灯光昏暗,嗅觉充满了一种历史的气味。这不是隐喻,是真的能嗅到那种味道,只是我没有能力描述出来,就像黛安•艾克曼在《感官之旅》里头说的:

  沿着复杂的楼梯、廊道和细致的气味曲折行走,经过许多不同的研究室,研究内容包含昆虫、植物、古生物等。牌子上写的都是汉字。

  大原老师带我们进他的研究室,显微镜、摄影设备、实验器材相当齐全,还有好几位工作助理。他为我们一一介绍,其中一位约莫三十岁的村上小姐,后来会一直在研究室和我们一同工作(她做她的,我们做我们的)。接着大原老师带我们到标本室,指示标本存放的所在,然后回研究室,指示钥匙的藏放地点和使用规则。

  “你们要在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如你们所愿。”大原老师咬着牙齿,咯咯笑地说。

  当天因为相当疲倦,天未黑就离开了博物馆。走在校园里时是黄昏,北海道的黄昏仍然是橙红色的,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寒冷的橙红色。

  物种(Species)的界定并不那么单纯又容易,至此没有一个绝对的方法可以决定什么叫做一个物种。即便是生物课本上常用的,生物学大师Ernst Mayr对生物种所做的定义:

  这个定义在分类学操作上仍然有缺陷。事实上,到底怎样才算一个物种,更多时候是该领域学者们的默契,毕竟一篇分类学文章要发表之前,必须经过该类群专家的审查。因此,物种比较世俗的定义,可能更贴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植物学家Joseph Hooker所说的:

  而Kôno的物种概念似乎和一些西方学者不太一致,他惯于以些微的外观差异将一群非常相似的象甲细分成许多物种。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认为,许多Kôno命名的物种事实上是同一个物种。经过研究确认,他们会将相同物种的不同的名字处理为同物异名(Synonym),只以最早发表的名字作为正确名。

  我将Kôno鉴定过的标本逐一放在显微镜下检视、拍摄。这是非常繁琐的工作,而且不太需要动脑。通常一面工作时,我会开启youtube听张大春说书,那时听的是《大唐李白》,我才知道原来李白很可能是吉尔吉斯人。

  李白一个才华横溢的狂妄少年,先是跟随东严子修道,后来在仕途上百经波折,我一路都跟着,听着,同时将象甲标本逐一拍摄。第二天晚上,大原老师走进研究室时,那时的李白还非常年轻。

  过了一阵子,大原老师和几位工作助理,包含村上小姐在内,走到门外唤我们吃饭。

  离开博物馆,在寒风里步行十多分钟,抵达一间日本风格强烈的餐厅。我们六个人坐在一间独立的包厢里,灯光昏黄。穿着红色袍子的女服务生非常有礼地送来菜单。“看看你们要吃什么?”大原老师想将菜单交给我们。“不,不,我们不熟,你们点就好。”我摇手。大原老师接着拿酒水的菜单,问我们喝什么酒?我说,请问大原老师推荐什么呢?他说,啤酒的话,经典的Sapporo(札幌)啤酒。

  跟着啤酒一起上的第一道料理是豆腐,一人一份,方方正正一小块盛在瓷碗中,缀以蔬菜薄片,刷上薄薄的酱汁。这道可能像是日本传统会席料理中的“先付”,是清淡的小品。豆腐的口感非常细致,而味道很干净、收敛,恰如其分。比起味觉或嗅觉,这道豆腐对我来说是一道触觉的料理。

  同时手边一大杯金黄色的Sapporo,让我心里充满欢乐。想到的时候、无聊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突然想说什么话,但是想不起英文单字的时候,就喝一大口凉彻心肺,那感觉像是在北海道气温不高的夏日里,把脸埋在一片刚刚割完草的草地里那样。比较起来,酒是嗅觉的饮料,是一种文字无能为力的抽象美感经验。《感官之旅》就说,有些化学家宣称酒也不过只是一种无味道的液体,只是香气浓郁罢了。他们说,如果你喝酒时头脑冷静,就会尝出酒不过是水。

  “只有北海道。”大原老师在胸前用食指在往地板指两下,表示只有这里,那动作像是在说这个房间就是北海道。

  女服务生走进来,说了一句似乎是敬语,然后端上一盘气势磅礴的刺身。鲑鱼、鲔鱼、鰤鱼、牡丹虾、生干贝、鲑鱼卵和芥末摆放在白萝卜丝和碎冰上,衬以竹片、草叶和贝壳。在视觉上就已经令人倾倒。

  我霎时感到一种微妙的错愕,专注思索,然后夹起一片鲔鱼,让它静静地躺在盘子里。我心里害怕,可是我不说。我用筷子掐一点点芥末,并且蘸了些许酱油。鲔鱼的红色是一种富含铁质的红色,它的肉就和我手臂的肌肉一样富含肌红蛋白,而且鲔鱼和大部分鱼类不一样,是一种倾向温血动物的鱼类。夹起这样的一片鱼肉,我心里紧张,可是我不说。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吃生鱼片,我说因为没有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从来没有想去尝试。但我不愿让大原老师失望,况且,如果我总有一天要吃生鱼片的话,或许很难会有比此刻更好的时机,毕竟我在一个全世界最懂得吃鱼的国家。

  凉凉的鱼肉在口腔里破碎,像一球泥土在湖泊里松开。其中没有我想象中的海洋腥味,咀嚼时,某种和熟鱼肉截然不同的独特气味软软地在我的口腔里爬行,也说不上是好吃或不好吃,而是一种“啊!原来这就是鱼的味道啊”的感觉。

  出于好奇,我又品尝了干贝和牡丹虾,它们的口感比起鱼肉更脆一些,我笨拙的舌头似乎比较能理解这两样的美味。“好吃!”我对着所有人,好像要宣告什么重要事情那样说:“我以前不敢吃生的鱼,这是第一次,我觉得真好吃。”

  接着上了好几道精彩的料理,野菜天妇罗、炸物拼盘、炸鸡肉、帝王蟹炒饭、烤乌贼,和一条金黄色的美丽烤鱼。我又要了一大杯啤酒,一大杯金黄色的欢乐,大原老师说用餐前两个小时可以无限畅饮欢乐。

  ika。坐在左手边的村上小姐指着烤乌贼和我们说,乌贼的日语叫做ika。她拿了一张纸,写上“ika”。原来如此,我说着,一面在纸上写“乌贼”。然后我们指着炸马铃薯,问村上小姐这叫什么?她思考一会儿,在纸上试图写下“马铃薯”三个汉字,但铃这个字写不出来,“令”的左边写成了一团无法辨识的复杂线条,朋友替她把左边的“金”写出来。她说这个叫做bareisyo,马铃薯叫做bareisyo。然后她将“薯”这个字圈起来,写上“imo”,薯叫做imo。这些不同的名字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那时大原老师又问一次,你们还有没有想吃什么?本来让老师请这么丰盛的晚餐,怎敢再多奢求什么,不过酒精催使之下,我却鼓起勇气说:“我想要试试看日本寿司。”我忙着补充解释:“在日本,日本料理是日本式的,但在台湾,日本料理是台湾式的。”我对着桌上的食物逐一指点说:“This is Japanese. This is Japanese. Japanese… Japanese… Japanese…”我说:“我也想试试看日本的寿司!”

  大原老师咯咯地笑,唤服务生点餐。那位穿着工作袍的女服务生非常恭敬地与他确认餐点,过了一会儿,送来一盘八贯握寿司。

  握寿司是由醋饭和上头的海鲜食材所组成,上头的鱼肉被称为“鮨种”。在我的刻板想象里,寿司是日本料理艺术的极致展现,从米饭的烹调,米和醋的配合,握寿司的手法,鮨种的挑选,切割的刀工,以及酱油的调味,无一不是功力。仿佛读一首新鲜的短诗,你的舌头听得见它细致繁复的滋味。作家詹宏志先生在一本关于旅行的书里,提到法国天才大厨霍布匈每次到东京时都要拜访一家“数寄屋桥次郎寿司”,欣赏制作寿司超过六十年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师傅的传奇手艺,并曾指着吧台说:“这是全世界离天堂最近的位置。”虽然我对食物的认识如此浅薄,但也很想多少感受一下,当料理高度艺术性地呈现将会是什么光景。

  当然这里不是寿司专门店,看不到师傅制作寿司的手艺。况且我是品尝生鱼片只有三十分钟经验的人,舌头毫无品味可言。因此除了品尝之外,欣赏寿司外观同样让我兴味盎然。詹宏志先生也写到,次郎寿司的鮨种是他所看过最端正优美的,在小野二郎师傅手中他重新理解“刀工”的重要性,刀工指的不是将豆腐细切一千刀那种“技术”,而是一种理解食材,通过对食材最合适的剖解,加上一种端庄大方的“美学意识”,才能造就那样美型的寿司。

  这样说来,这里的寿司也并不很美。然而那些鮨种用的到底是些什么鱼呢?我们倒是开始在意起物种的名字。

  我们问村上小姐鱼种的名字,她迟疑地说了几句日语,而我听不懂。然后她写下“鲷”、“鲭”、“ 鰤”等汉字。接着我们问桌上那条烤鱼是什么鱼?她写下左边一个鱼字边,右边一个“花”的字。大原老师说这叫做hokei,是一种油脂丰富的鱼。似乎还是一种高档鱼种。

  大原老师说这个适合配酒,那时金黄色的啤酒已经饮尽。我说,我想试试看其他的酒,于是又点了两款日本清酒,以及一杯烧酎。烧酎是一种温热透明的酒,喝起来味道不强烈。大原老师告诉我:“This is very dangerous(这东西非常危险)。”他说,“这个喝起来像水,但是后劲很强。”

  谢谢提醒,我会小心地,小心地喝。对了,我可以再来一杯吗(女服务生极为礼貌地送上酒)。不过,有时候也要试着接受危险的物事,因为我们都还年轻,不应该太过于谨慎、守规矩和珍惜一切(最后一杯,请给我啤酒,经典Sapporo。我用日语说了谢谢)。

  很多时候我非常寡言,唯有熟识的朋友我才多话,这让我惯于和陌生的人保持距离,拒绝参加交友活动,以及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聚会(因为没有熟,我摇摇手说)。

  检查标本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好像阅读一样,没有人可以帮忙。不像跳舞,或者是盖房子。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我从旅馆出门,会先到一间便利商店买早餐。而店员对待客人似乎有相当繁琐的礼节,从结账开始直到结束那一刻,嘴巴会像忘记关的水龙头那样哗啦哗啦地不停说话,估计都是些“您好这是您要的商品吗这几样商品总共是多少多少钱我收您多少多少钱找您多少多少钱我替您加热食物吧来我帮您把商品装起来小心拿好不要烫着了这是您的发票来这是您的商品谢谢您的光临小心慢走欢迎下次光临”之类的话。这些话通常像是对上帝祷告,我即便毫无反应他们也泰然自若。然而听不懂日语的缘故,有时店员问个问题都会令我张皇失措(后来知道,多半是问我要不要加热)。我只能说:“我不会日语。”

  我不会日语──Ni-hon-go wa wa-ka-ri-ma-sen──是我说得最好的一句日语。记得在广州时,有位湖南朋友说我湖南脏话说得非常标准,因此语言方面,我的学习能力应该不坏,我猜“我不会日语”这句话几乎说得和日本人一样流利了。

  接着散步进入北海道大学,敲敲博物馆警卫室的玻璃。警卫开门时,经常也会顺便打开日语的水龙头。

  进博物馆会见到一座回旋大楼梯,隐匿在二楼和三楼间有个小拱门,走进去有两间标本收藏室,Kôno的标本便收藏在其中一间标本室里。每天早上我会先到标本室,找寻今天所要看的标本,选好后搬到三楼研究室,一面拍照一面听大唐李白。

  彼时有人轻轻拍我肩膀,我回头,迅速摘掉耳机。是大原老师拿着一个马克杯,他对我举起马克杯说:“coffee time.”

  Coffee Time是我以前所没有见过的生态现象。大原老师和几个助理,有时还有博物馆中其他不认识的人员,暂时放下工作,围着研究室一张访客桌,自己找位置坐下。桌上有一盘五花八门的糖果饼干,助理会泡一壶咖啡(有时是日式绿茶),让众人享受片刻的放松及闲聊。

  Coffee Time一天大概三到四次,有时人多有时人少。这样的活动有效地让无聊的拍照工作仍能维持一定效率。当其他人都下班之后,我会自己泡一壶咖啡,慢慢啜饮直到工作结束。

  据说巴尔扎克每天饮用超过五十杯咖啡,结果咖啡因中毒而死,不过他熬出了小说巨著《人间喜剧》。我不太确定,如果我喝得更多一些的话,大脑是否有可能滴出一点点酸苦芳香的精华?

  物种学名由一个属名和一个种小名所组成的形式,称为二名法,是由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建立起来的生物命名基本规则。譬如世界上最奇异的生物──智人,学名即为Homo Sapiens。拉丁文Homo指的是人,而sapiens是有智慧的意思。林奈在发表智人这个物种时,是如此描述的:

  而智人的模式标本──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真正名字的模式标本,就是林奈本人。他的遗体至今仍保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教堂里。

  人虽然是一个物种,可以互相交配产下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但不同地方的人们可能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异。如果我是来自乌戈纳西星球的外星人分类学者,来到你们的蓝色地球,要为我乌戈纳西星充满好奇心的乌戈纳西星人,描述蓝色地球一个叫做日本的国度里的人的样子,我会说:“日本人类,体外有一层坚硬的壳。”

  体外有一层坚硬的壳,是一层看不见的、光滑如鸡蛋的外壳(如果细心检查,会发现并不真的那么光滑)。它会把柔软的胶状内里包覆其中,使得高活性的胶状内里不容易和外界起反应,并且可以良好地镶嵌在环境所提供的栖位空缺里,这或许是某种维持整个系统稳定性的工具。(接着我会在备注里头写)这种外壳有一些固定样式,估计不是个体自己制造出来的,社会中很可能有某种专门生产外壳的工厂。关于外壳的一些固定形式,譬如说,女人的外壳、丈夫的外壳、学生的外壳、子女的外壳、公司高阶主管秘书的外壳、便利商店收银员的外壳等。

  我在想,当我说不懂日文,便利商店收银员仍喋喋不休时,那算不算一种语言的壳。如果我把壳敲开,也许他想说的其实是“是喔,关我屁事”也不一定。

  日语的礼节是非常繁琐的,对于长辈、平辈和晚辈所使用的词语也截然不同,误用是很失礼的行为。听大原老师说,和长辈道安时语尾如不加上Go-zai-mas便是令人生气的事情。这让我想起藏族传统语言中,在不同状况下,也有极其复杂的词语变化。不过当时和我说这件事的藏人,倒是惋惜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懂得使用这些语言了。

  年轻的村上小姐原本研究的是植物学,现在则在大原老师主编的昆虫学期刊《Elytra》担任编辑。一天中午,村上小姐请我们去平价寿司店吃饭时,她说:“我还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编辑。”

  年轻的村上小姐是典型温柔而有气质的日本女性,戴着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时会有节奏地抑扬和点头。当我饶富兴味地打量眼前那十贯他们口中很平价的寿司时,猛然想起昨天半夜,和朋友从博物馆走回旅馆的路上所谈及的村上小姐。

  “村上看起来就是某种典型的年轻女性,认真工作,运气不太好也不太坏,生活不至于艰苦但也不会太轻松的那种。”

  “感觉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休闲活动,就是工作,和适度的休息。然后可能找个老公,就规规矩矩到老。”

  村上小姐全名叫村上麻纪,连名字也是极为普通的名字。乍看之下,就好像是小说里没有任何重要任务的,被设定为路人或者打酱油的角色。然而村上这个姓氏使我不得不联想到小说家村上春树,从而也开始想象,村上小姐会不会像是村上先生小说里看似平凡的角色,也许其实是可以拯救世界或者破坏世界的人。

  “搞不好村上小姐下班之后,就会变成什么神秘宗教组织的领导者,站在神坛上,让底下一堆教徒疯狂膜拜什么的。”

  “也搞不好村上小姐控制了整个东亚的军火交易,势力足以和国家对抗。暗中可能还有很威猛的称号也不一定喔。”

  于是隔天──村上小姐请我们吃平价寿司那天,我们便和村上小姐聊她生活上的事情,试图敲破她的外壳。不过我们所知道唯一比较特别的事情,只有村上小姐对酵母和鸡蛋过敏而已。

  我还想起,研究室另外两位女性,总是在coffee time时为我们泡一壶咖啡(或者日式绿茶)的两位助理,在一层一层压抑的外壳底下,会不会也是神秘宗教偶像、东亚军火商,或者“是喔,关我屁事”呢?不过,由于对日语的不熟悉,我脆弱的记忆此刻已经没有办法找到她们两位的名字了。

  名字有两种,一种是属于个体的,一种是属于分类群的。当个体因为某种特征,像资源回收一样被丢到“纸类”、“ 金属”或是“塑料”的箱子里时,就不再会是一个沾上美乃滋与芝麻的面包塑料袋(也许它其实有个名字叫做马莎),而仅仅是“塑料”而已。

  我相信名字也是一种钙质的壳,失去了塑形的可能性,你只能选择削足适履,或者破碎。

  敢自称世界最伟大的昆虫学家的人,要不是个白痴,要不就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百年前北海道大学的昆虫学教授——松村松年——显然是后者,他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昆虫学的开拓者。而当时在北海道大学有两位他的后辈,皆是杰出的年轻昆虫学者,其一便是我的Kôno,另一位则是Uchita。

  这两位在北海道大学时一直是死对头,互相争夺第一名的位置。然而Kôno始终比Uchita更受松村松年重视,使得Uchita愤而带着一大批标本离开了北海道大学。而那批标本现今仍收藏在国立科学博物馆之中。

  大原老师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是我待在北海道大学最后几天,其中某天晚上的Coffee Time。那天稍早我检查了一种Kôno发表的台湾象甲,觉得和其他种类太过相似,想检查原始文献所提及的每一枚标本时,却发现好像少了一枚。

  和大原老师提到这件事情时,他说,可能是被Uchita带去国立科学博物馆了。

  那天已经非常晚了,在座的除了大原老师、村上小姐、助理、朋友和我之外,还有一位研究寄生蜂分类学的博士生──菊地波辉。闲聊时,助理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包装朴素而高雅的烟熏鲑鱼,切了少许放在碟子里端上桌,又拿出了一个红色小玻璃瓶的酒。那是一款名为“海童”的芋头烧酎,她先在我们的杯子里倒入一些,然后注入大约等量的热水,杯口就散出了带有轻微酒气的薄薄烟雾。

  日本酒最著名的就是酒精浓度较低的酿造酒──清酒,以及酒精浓度高得多的蒸馏酒──烧酎。和清酒不同的是,烧酎在饮用前会先加入热水,让酒液达到一种极为美好的温度,使得在冬季,或者像在北海道如此寒冷的夜晚里饮用烧酎的人,感觉自己几乎要掉下眼泪,或者彷佛喝的就是自己刚刚掉下来的温暖眼泪。

  “好吃!”大原老师吃到烟熏鲑鱼时,大声称赞。彼时“海童”喝过几回,助理又拿出一个更大瓶的名为“黑雾岛”的烧酎,同样注入热水又是好几杯。

  那时大原老师从办公室拿出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籍,封面是许多“酱油鲷”的照片。酱油鲷是日本用来装酱油的塑料小容器,买食物时便会附上几个,鱼形状的柔软身体,前端有一枚旋转的小盖子。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昆虫分类学者──沢田佳久,他耗时25年收集日本各地的酱油鲷,并以严谨的分类学方法,将这些酱油鲷分成6科21属76种。其中甚至以形态学的系统发生树,进行了高阶分类学的研究。“你看那个盖子上的刻纹,是非常重要的特征喔。”大原老师看着我,咯咯咯咯地笑着说:“这就是日本人。”

  我翻开书页,忍不住赞叹,每个物种连采集地点都详实标注。我以为,像酱油鲷这种塑料制消耗品,是由工厂以特定规格大量生产,应该都长得一样。但实际上,酱油鲷却如此多样化,不同种间存在的微妙差异,甚至可以推测其演化历史。若没有沢田佳久这样的分类学者,恐怕酱油鲷就会永远被许多人认为,只是单调乏味的塑料容器罢了。

  此时烟熏鲑鱼吃完了,助理打开冰箱,拿出那个朴素而高雅的包装,又补上一些鲑鱼。然后拿出另一个纸盒子,纸盒里头装的是橙红油亮的乌鱼子,她也切了一小碟。大原老师看到乌鱼子,双眼发光,并突然想起来似的,从桌子底下拉出一瓶大得惊人的酒,那是一瓶名叫“伊佐美”的芋头烧酎。大原老师说,这和另外几瓶不一样,是一个朋友送他的名贵烧酎,一瓶要价两万日圆,非常难买到。“试试看。”他打开瓶盖,为每个人倒上“伊佐美”,并加入等量的热水。

  雪一般的冷风像刀划过北海道大学的校园,稀落的行人拉紧长大衣发抖着。此刻我坐在博物馆的研究室中,一手捏着橙黄色的乌鱼子,另一手握着酒气蒸腾的烧酎,那是一种名字叫做“伊佐美”的昂贵气味。笨拙如我,其实没有能力品味一瓶烧酎的真正价值,但我能够意识到,那是足以令人掉泪的绝美时刻,几乎是一种心的伤害。

  后来我们聊到台湾,聊到他们过去旅行台湾的经验时,村上小姐告诉我们,大原老师很喜欢收集斗笠,其中也包含许多来自台湾的斗笠。当我看到部分大原老师的收藏时,再次对于这样的分类学者感到佩服。“大原老师真的是个分类学家。”我对着村上小姐重复说:“他真的是个分类学家。”

  “为什么要做分类呢?做分类的意义是什么?”那晚,将离开前,大原老师站在门口这么问。

  我一时没有办法回答,只是听。大原老师说,分类学只是最基础的工作,除此之外,应该学习更多其他领域的科学知识,你才能说一个好故事,解释现象,做出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

  想不到工作到最后一个深夜,才将Kôno的标本看完。其中一枚标本被Uchita带走的那个象甲物种,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将它处理为另一个种类的同物异名。那晚把这份稿子投稿给大原老师后,工作就算完全结束了。

  偌大的博物馆剩下我一个人。把实验室的东西收拾好,心里用日式英语和北海道大学说了声“bye-bye”,走回旅馆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半。既然是最后一天,我捏了捏厚重的钱包,心想或许该去居酒屋减轻一下重量。

  散步到居酒屋,点一杯啤酒或者两杯,也可能三杯四杯五杯。因为在北海道的缘故,所以烤帝王蟹是必要的。另外再点一份乌贼,因为ika是我很少数还记得的日语单字。我说,ika,手指比一,要一份乌贼的意思。服务生回复一大串日语搞不好是问我要怎么烹调,酱烤?盐烤?煮的?反正听不懂,这时候微笑就好了。我说,Hai(是)Hai(是)Hai(是)。

  这样很好,本来是想要这样的,但居酒屋基本上只开到清晨五点,我走进去的时候店员告诉我已经过了最后点餐时间。所以事实是,我从便利商店买了一个加热便当,一瓶星牌啤酒,走到札幌车站前面找一张椅子,坐着。

  天空慢慢亮起来了,此时此刻,清晨四点二十八分,城市一侧已经泛起橘光。我丢掉便当盒和酒罐,打开电脑输入文字,零零碎碎地把事情记录下来。有时会有一种记录的冲动,那是你不马上书写就会非常难受,而写下来──即便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就会充满快感的,好像性欲一样的东西。

  大原老师,请原谅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真正知道此刻所做的事情,在我连思想都随着肉身被细菌分解之后,是否还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可以被称为意义的物事。在林奈的时代,人们信仰造物者创造一切生命,他们渴望在为生物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看见造物者心智的蓝图;后来欧洲的帝国强权们,藉由良好的分类学研究,协助他们利用殖民地的动植物资源;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演化论之后,又提供了分类学一个新的哲学基础。

  我不是一个足够用功的昆虫系学生,只是兴趣使然的研究者,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凭昆虫研究取得什么工作。但我或许像是猛然闯入陌生国度的少年,面对未知的一切,难以抑制人类原生的热烈好奇心,四处行走,并且进行采集而已。

  所以陌生的一切啊,请告诉我你的名字,以及属于这个名字的故事。虽然我所写的不会是《战争与和平》那样注定充满意义的物事,但我仍想描述下来,转达给其他国度里没有办法抽身前来此地,却也同样充满热烈好奇心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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